加拿大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Antifa简史与评析

“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组织良好的自卫机构。这样,每当法西斯主义使用暴力时,它就必须得面对无产阶级的暴力。”

——克拉拉·蔡特金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场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以来,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抵抗,而是无论法西斯主义出现在哪里,都要积极地反对和粉碎它。其中一个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ämpferbund),由德国共产党于1924年成立。它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目的是开展战斗性的反法西斯工作。在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被取缔后,为了继续其激进的反法西斯工作,德国共产党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并首次把它命名为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histische Aktion)。在纳粹政权的暴力镇压下,反法西斯行动于1933年停止运作。而纳粹政权本身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击败。

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复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再次陷入危机,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开始出现和增加。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采用,为法西斯主义者在沮丧的工人阶级中巩固自身基础提供了素材。利用反犹阴谋论、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融合,法西斯主义开始在街头形成。暴力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采用了一种将他们对纳粹的喜爱与光头反文化(skinhead counter-culture)的共谋结合在一起的美学——从而产生了典型的“新纳粹光头”(neo-Nazi skinhead)。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组织包括战斗18(Combat 18)、鲜血与荣誉(Blood and Honour)、锤子壳(Hammer Skin)、白人雅利安抵抗(White Aryan Resistance)以及加拿大的传统阵线(Heritage Front)。

随着这种好战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增长,激进的反法西斯主义也开始复兴。英国和欧洲的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ist Action,简称AFA)和北美的反种族主义行动(Anti-Racist Action ,简称ARA)开始出现——前者最早出现于英国伦敦(1985年),后者最早出现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1988年)。虽然这些组织的任务范围经常包括打击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但打击街头法西斯主义一直是他们的首要重点。

就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组织一样,这些反法西斯行动和反种族主义行动组织(简单点说,就是俗称的Antifa)由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不属于某种流派的左翼分子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明确表示要对抗和阻止当地的法西斯组织。虽然早期的组织通常是由不同的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组成的,以将其作为保护工人阶级免受法西斯暴力侵害的战斗力量,但后苏联时代的Antifa组织大多不与其他较大的革命组织相联系。这些团体对法西斯主义者采取“没有平台”的政策,反种族主义行动的第一个团结观点最好地概括了这一点:“他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每当法西斯分子在公共场合组织或活动时,我们都要在那里。我们不会忽视他们或远离他们。永远不要让纳粹走上街头!”它的意识形态折衷主义被一些人视为一种力量,并被认为有能力吸引不同政治水平的新成员。

由于这种Antifa模式与更大的革命运动脱节,这样的组织只能服务于有限的和相对的目的。一旦一个地方的Antifa的目的达到了,也就是说,一旦当地的法西斯分子被果断地粉碎到了组织解散的地步,不再构成威胁,Antifa组织就没有目的了。这样的胜利当然值得庆祝,但在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及其对群众和环境的各种压迫的集体斗争的大背景下,这只是小小的胜利。一旦战胜敌人,一个组织会往何处去呢?如果不联系更大的革命运动,现在用以组织起来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无处可用。以前,反法西斯组织由于与革命的共产党有联系,能成为其成员发展政治觉悟并能够进入更高组织水平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这种普遍的联系,没有可以巩固的力量,那么随着成员分散到其他非革命组织中,如果他们继续试图组织起来,就要面对战斗潜力已经消失的情况。

做Antifa工作所需要的团结程度相对较低。无论你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无论你是坚决的反资本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只要你决心与纳粹战斗,你就可以加入。虽然低水平的团结非常适合联盟、联合阵线或其他临时队伍,但组织内的意识形态折衷主义使其容易出现战略问题和糟糕的决策。例如,正是由于伦敦反法西斯行动内部的自由主义倾向,它在1989年发生了分裂。尽管那年晚些时候更激进的成员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但意识形态问题仍然存在。伦敦反法西斯行动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揭示了无政府主义对它的影响,它说:“反法西斯行动必须是工人阶级的。对工人阶级来说,我们的工作不是争论如何才能赢得进步的变化。”

由于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在街头不断被反法西斯行动击败,于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变了战略,从街头转向更体面的选举政治舞台。伦敦反法西斯行动很快就采取了自己的行动,也就是他们称之为他们的“填补真空”(Filling the Vacuum)战略,即竞选候选人,为选民提供一个政治选择。试图让反法西斯行动网络的其他成员采用这一选举战略,再加上法西斯分子减少了街头组织,转而选择其他途径,导致了组织网络内部冲突,并导致了组织网络最终(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解体。当选择取消主义以参加改良主义的选举活动,同时又由于法西斯街头活动的同时减少而面临相关性下降时,仅限于街头水平组织的逻辑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这种组织模式面临的问题并不是Antifa特有的;在许多组织中都很容易找到,这些组织或多或少只专注于单一问题。打击法西斯主义是极其重要的——就像反对警察暴力、环境破坏、无家可归等现象一样极其重要——但你不能仅仅通过打击一种症候来治愈一种疾病。击败街头的法西斯主义者,本身并不能阻止那些在统治阶级中流动的法西斯主义者,就像阻止一条管道的修建并不能保护一片水体不受其他采掘业的污染一样。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打一场规模大得多的战争。既然这些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症候,那解决办法就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从而支配我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只有把从事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父权制、环境保护的组织同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组织联系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

-Victor R.-

Source : http://www.pcr-rcp.ca/en/archive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