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雷卡巴伦就是保卫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奠定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第一块基石。他们和共产党人们一起用身体和精神赋予了无产阶级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之名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以马克思的名字所命名，而不是恩格斯，或是任何其他革命者的名字。

关于以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一文中作了说明：

“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恩格斯在这里表明的不是虚伪的自谦，而是他对在每一场革命中的具体情况下存在的客观事实的认知：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让马克思承担起了革命的领袖（jefatura）地位。恩格斯无比清晰地解释了这一点的原因：“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在一九二零年，列宁在谈到领袖时表明了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这些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这个结论是从无产阶级掌权的三年胜利经验中得出的。

在此之后，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结论，确立了革命领袖不是凭运气或是自发出现的，而是在阶级斗争中，通过应用理论，通过组织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而练就的。

革命领袖的根本就在于其要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认可。这是主要的。压迫阶级和人民中摇摆的部分有很多话要讲，但是革命者要紧紧围绕在他们的领袖身旁，保卫他们的领袖。这就是关键所在，一直到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为止。

关于领袖，基本的一点是这和行政职务没有关系。列宁在表面上从来没有担任过国家元首，但是，是俄国革命毫不迟疑地把他带到了这个位置上。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等著名领导人之中，列宁，就像马克思一样，比他们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同样的事发生在了毛泽东主席身上：他在党内受到了干扰和孤立，但是阶级和党还是一直把他视作自己的领袖。

当雷卡巴伦被囚禁时，工人们没有说“让我们再选一个领袖吧，因为他坐了牢，有转向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在监狱里，雷卡巴伦也是智利革命的领袖，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领袖的出现是一条无法打破的定律。举例来说，斯巴达克斯是起义奴隶的领袖，佛朗西斯科·维亚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是墨西哥革命的领袖，桑地诺是尼加拉瓜反帝斗争的领袖，法拉本多·马蒂在萨尔瓦多承担了同样的责任，而莱夫扎茹领导了马普切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的斗争。简短来说，不管我们把目光投向何处，总有一个人在最杰出的人群中脱颖而出，肩负起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任务。这个领袖是在革命斗争，工人阶级，和其政党的发展中出现的。

关于革命领袖的阶级立场

为了对抗革命领袖，压迫阶级散布谎言，试图歪曲他们的角色。举例来说，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时，《水银报》把他称为一位“艺术家，记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掌控《水银报》的大资本家就是这样歪曲和掩盖他作为革命领袖的角色，因为他们不能面对面地直接攻击他的煌煌巨著。

在同样的纪念活动中，小资产阶级和《水银报》差的也不是很远：他们在大学里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宣讲他们所谓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工人阶级能同时拥有许多意识形态，许多马克思主义一样。毫无疑问，和《水银报》一样，此举在于造成混乱，以一个被歪曲的“马克思”来把真实的马克思，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掩盖起来。

智利工人阶级拥有一个它的领袖。在共产国际智利支部中长年的革命斗争和对工人阶级的组织练就了路易斯·埃米利亚诺·雷卡巴伦作为其最高的首领，作为一位最有能力称为共产主义领袖的人。我们应当认识到他的角色并保卫他，既要反对那些公开攻击他的人，又要反对那些歪曲他的人：这些人把他仅仅作为一个工联领导人，而掩盖了他作为一位战士和真正的共产主义领袖的角色。

《人民报》第70期，2018年6月

来源：http://elpueblo.cl/2018/07/03/retomar-a-recabarren-es-defender-el-marxis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