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选举抵制

2018年，世界各地举行了大量选举。意大利、瑞典、巴西、美国，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力量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抵制。在印度，共产党人呼吁抵制泰伦加纳邦的选举，在加拿大则是魁北克省。

在去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我党一度积极参与2017年抵制运动，其后直至立法机构选举。而在马克龙当选的一年之后，事实证明了选举立场于事无补。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共产主义者采取着同样的态度：在如德国和挪威一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先前的选举已遭抵制，而在印度，在菲律宾，在土耳其，在秘鲁，在曼尼普尔邦，在那些发起和支持人民战争的国家，共产党人被驱逐出了所谓的民主选举，而那些游击战士则更为国家军事机器所追捕。即拿秘鲁来讲，甚至即于1980年五月十七日投票之际，人民战争的第一次战术进攻就在丘斯奇开始了:包括烧毁投票箱和谴责选举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中，抵制选举是总的趋势。在此文中，我们将究其细节阐明这一立场的来龙去脉。通过今年巴西、魁北克和美国的例子，我们将会说明组建反法西斯、反修的革命阵营的可能性。而最后，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投票和弃权，我们会划分出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界线，把抵制的策略同我们的革命总战略联系起来。

巴西：反法西斯的积极抵抗

当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立法西斯政府制度的力量上升了。这种上升目前主要体现在选举目的上，政客和法西斯党羽正大乘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崩溃之风，以求在各色选举闹剧中窃国。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它自己创造的这种情况，反对那些拒绝投票的人，而后说：“弃权者是为极右翼服务。”

巴西的选举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虚假主张背后的原因。巴西政府作为帝国主义的客户附庸，长期以来，证实了群众无法从中获益的事实。买办资产阶级（那些将自己的国家卖给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人）的“温和派”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名誉扫地。“劳工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所谓的改革者，继续揭露资产阶级政客的真实面目。这个劳工党政府以国家的官僚资本谋私利，迅速暴露了其买办本质。巴西劳工党的主要受欢迎领导人卢拉(Lula)和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就是在这起案件中下台的。

在此情况下，2018年十月的选举充斥着罄竹难书的丑闻，比如卢拉被巴西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保守派和反动派一脚踢开，没有它的旗手，劳工党肯定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这样的挫折就是人民对劳工党谎言的深恶痛绝，而劳工党却动用军队解决工人阶级社区的暴力问题，为组织如世界杯等体育赛事又驱逐数千人，使其流离失所。也正是在这个政府治下，在反对组织世界杯的示威游行中起义的23名巴西革命者被逮捕并监禁。

2018年巴西大选的第二个特殊之处则是博尔索纳罗及其政党社会自由党的崛起。这位法西斯候选人得到了来自军队的支持（他当副总统的同伙之前是将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巴西政府则是金融市场上这些列强的附庸。凭着这些盟友，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外，他肯定还会赢得那些怀念旧日军事独裁的人和巴西所有反动阶级的选票。博索纳罗的同伙汉密尔顿·穆伦还叫嚣，一旦失败，一场政变呼之欲出。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实行抵制，作为抵抗地主、买办及其最反动的边缘分子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策略。许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农民组织、学生组织、报纸以及妇女运动等……都在农村社区和城市积极推动这种抵制。在村庄里，政府派遣军警强制投票并阻止抵制投票的企图（在巴西投票是强迫性的）。在城市里，警察部队不断入侵大学，恐吓学生，学生们打出反法西斯口号，举着 “既不要选举，也不要军事干预(Nem eleicao, Nem intervencao militar)”的横幅抗议。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超过4000万人弃权。许多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斗争行为已经形成：例如那些在巴西村庄销毁选票和投票箱的坚决的行动，或组建攻击军警的武装团体，以确保群众抵制运动的安全。

当第一轮选举结束后，博尔索纳罗在选举中领先时，很明显反法西斯阵线不会在民意调查中出现，而巴西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已经非常重要。同志们对博尔索纳罗的反共产主义思想十分了解，因而更加坚决地抵制，结果又遭到了政府的攻击。而在第二轮中，有4200万人没有投票。博尔索纳罗赢得了选举，这意味着巴西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必须准备好应对法西斯主义者登上总统宝座。他们在这场漫长而反复的抵制运动中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向他们表明了在虚假民主面前，他们国家的人民群众所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抵制与反法西斯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建设直接相关。选举阵线永远不可能发挥这一作用，因为它将以一种方式告诉民众，最重要的是拯救一个腐朽的政府体系，而这一体系几十年来维持了他们的苦难。

北美:一场激进的反修正主义抵制运动的发展

在加拿大，特别是魁北克，以及在美国，在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中，2018年的选举也采用了抵制行动。在这两个国家里，殖民起源对于国家起着重要作用。

在魁北克，为明年的联邦选举做准备的省级选举遭到了激进地抵制。这场运动的结果是选举当晚的一场盛大的城市庆典。这表明了坚决革命的力量，即使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建设中，也可以以此部署壮观的集体行动并接触群众。

而在美国，背景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在总统选举中失败而受辱的民主党人为了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他们大力推进竞选活动。这也就是民主党提出的“左派”压力（一个发动了无数次侵略的帝国主义政党，远非“反法西斯”的盟友）。在实践中，正是修正主义者和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能干的白痴，将这场运动描绘成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事实上，这一趋势下当选的民主党成员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国际盟友的应声虫。无论生活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他们当选为美国最高级别的联邦政府官员，都不是人民的胜利。选举制度不能带来任何胜利。

这一事实在美国很好理解，因为在美国，弃权票通常非常巨大。这项民意调查吸引了49.6％的选民，这是一个显著的相对增长，但绝对结果非常低。这意味着，尽管美国体制慷慨大方（提前几天投票，电子投票，大规模的投票激励……），尽管政治家和媒体大肆宣传，但超过一半选民弃权。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在抵制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改变群众的觉悟水平，把我们的力量摆在群众的前面。明确的说，在美国，它就意味着从弃权到抵制，从不参与到拒绝参与。面对修正主义者对民主党“左派”的机会主义表现，在革命运动存在的所有地方主张抵制也是一种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通过这种方式，把那些制造幻想和真正解决群众问题的人划分开来，而修正主义者则继续贩卖他们同样的牛皮膏药。在美国，作为旧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最封闭的政治制度之一，这种选举抵制的存在是值得强调的。

抵制是一种策略，取决于建立新权力的总体战略

在巴西或美国，2018年里都有共产党人举行了选举抵制的例子。这是否意味着抵制是一种始终适用的姿态，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适用？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抵制不是绝对原则的立场，而是一种共产党人在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实行的策略。因此，它从该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不仅包括拒绝选举制度，而且主要包括在某一特定时期对群众及其组织的状态采取一种与之有关的政治路线。

2018年，无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在选举出现时都采用了这种策略。所谓的“共产党”张开双臂迎接议会（一如2000年代后期尼泊尔的修正主义者一样），向群众透露了他们其实是叛徒，而且一旦他们舒适地坐在议会里的买办扶手椅上，他们就再也不会在议会中为了革命斗争举一根指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漫长的斗争历史中，关于选举的问题发展出了一条政治路线。然而，因为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有意篡改和利用，这一路线往往为人所忽视。在法国，修正主义势力就是这种情况，例如，他们每次选举都一定参加，并花费大部分资源来筹备。

在2016年关于选举的理论著作中，法国工人斗争党为自己的参与辩护时引用列宁在1903年至1917年在俄罗斯掀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各种形式的运动，合法和非法的，和风细雨和疾风骤雨的，秘密和开放的，议会和恐怖的，组织和群众的”。但是他脱离了时代背景，这句话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杜马（议会）这一事实。当时的杜马是反对俄国沙皇国家阶级势力（土地贵族转变为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征服，因为它主要由中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组成（列宁的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之后，沙皇曾几次压制杜马，因为它反对沙皇权力。

关于抵制，列宁在1906年写道：“自然，这样使杜马选举运动服从于主要的斗争，把它放在第二位以应付战斗失利，或 者把战斗拖延到第二届杜马召集起来，——这个策略也许可以叫作旧的抵制策略。这样的名称在形式上是可以赞成的，因为所谓“准备选举”，除 了始终必需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以外，无非是一些最琐碎的技术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很少能在选举以前老早就完成的。我们不愿意去争论字句，但实质上这是旧策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不是旧策略的重复；这是从过去的抵制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过去的抵制。”

他非但没有坚持教条主义的选举，也没有高估杜马的价值，反而把它看作是一场特殊的革命征服，是1906年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新的、次要的斗争舞台，因此需要发展革命策略!

很明显，法国（甚至欧洲联盟，因为修正主义者也希望在那里当选……）的情况在今天并非完全相同。在俄罗斯的情况下，参加选举不是像2018年修正主义者那样的“见证”，而是建立双重权力的第一步。在前一场革命中赢得的议会中出席，在议会外准备未来的革命，对于列宁来说，是在俄罗斯建立新政权的一种方式。在法国或2018年的欧盟，议会和选举职位根本不是革命性的征服。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中流砥柱，是属于这个阶级的同盟。所以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我们在本文中引发的例子，无论是从2018年还是之前，都将我们带回到同一个综合体中。这种抵制，由于它的及时性(它只持续一场运动的时间)和间接性(它是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原则立场来决定的)，确实是从共产党人可以运用来建立革命运动的策略方面来进行的。

忽视资产阶级国家所决定的最后期限是我们阵营斗争的时刻，把它们从我们的分析中剔除，这同把我们所有的力量投入到选举战略中一样是错误的。有许多关于这两种错误的例子，因为修正主义者在放弃革命的观点，也就是夺取政权的策略时，系统地相信了这两种错误。对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长期的人民战争。运用战术领导，发动和赢得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反对国家的新力量。从这个角度看，2018年的抵制策略就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它必须从各个方面使群众相信，在选举中，我们的力量不是“双胞胎兄弟”，而是我们反对他们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

（注: “双胞胎兄弟”特威丹和特威帝是英文儿歌《爱丽丝梦游仙境》和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虚构人物。他们的名字最初可能来自诗人约翰·拜罗的警句。这首童谣的民歌索引号为19800。从那以后，这两个名字在西方流行文化俚语中就变成了同义词，用来指外表和行为举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或者半斤八两，通常是在贬义的语境中。）

Source: http://www.pcmaoiste.org/actuinter/le-boycott-electoral-pour-les-communis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