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特:新冠病毒，其社会根源与病毒本身一样重要

新冠病毒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被认为拥有更好的医疗设施的发达国家。尽管人们可以想到许多不同的原因，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导致了公共卫生服务被削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和意大利，缺乏及时的治疗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绝大多数美国穷人而言(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即使是初级保健也是一种奢求。

失业的中间阶级也处于同样的窘境中。因此，他们不会一生病就去看医生。而当他们被迫自求多福时，疫情已经失去了控制。缺乏足够的设备或医疗人员则使情况变得更糟。特朗普和其他帝国主义统治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的健康，而是维持日常的、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这也导致了那里的死亡率的飙升。而如此巨大的损失只是由一种死亡率仅为2%的疾病造成的。这尖锐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及其根源资本主义的无能和反人民的性质。

这些罪犯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不仅是如此。有人认为这种病原体的出现是偶然的，没有人能阻止这一点。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多只能认为防疫的应对措施中确实存在一定的缺点。有人把病毒描述为来自自然的一种报复，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自然当然不是作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报复我们的。这在将来也不会发生。然而，从恩格斯的话来看，这类事情无疑是已经发生了的。

恩格斯写道，虽然人类可以自我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最终仍将会受到来自自然的沉重打击，从而提醒人们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他指的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而这些话无疑是揭露了资本主义诉求的空洞，也暗示了其破坏性发展方式的危险。

这在今天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和蔓延中表现地很明显。有些人已经将其归结为单纯的基因因素，从而掩盖了帝国主义关系对世界的束缚作用。即将出版的《每月评论》五月刊的头版文章（由罗伯·华莱士、亚历克斯·利伯曼、路易斯·费尔南多·肖和罗德里克·华莱士联合撰写）对这一作用进行了科学分析和论证。

他们的分析也是从武汉的海鲜市场开始的。但他们并没有陷入被帝国主义世界的东方主义凝视（orientalist gaze）猎奇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相反，他们的文章进入了这个市场所揭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在武汉最大的市场上，野味（exotic food）行业是如何在更传统的家畜旁做生意的？”–这就是他们的起点。

他们指出，“远远超出渔业，世界范围内的野生食品是一个越来越正规化的行业，并不断被扶持工业生产的相同资金来源所资本化。”一条产业链从武汉市场延伸到毗邻野生自然环境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地区，养殖着野味与传统食品。紧接着，一些贸易/运输链将这些中心连接到不同的国家和大城市。从而新冠病毒也就抵达了，并且由这种方式传播着，很像之前的SARS。

一些跨国公司，如强生公司，已经准备了一张可行性地图，标明未来的新的生殖细胞可能出现在何处。他们所采用的地理观点指向第三世界国家。但《每月评论》的文章批评了这种方法。它指出，“聚焦于疫情爆发区导致忽视了影响流行病的发展的全球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关系。”如果把这些关系考虑在内，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全球资本的主要来源——纽约、伦敦和香港—会被发现为最糟糕的热点地区。这些对人类有害的新病毒是从野生生物中传播开来的。今天，这一切大部分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界（boundaries of capitalism）。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森林地区。森林砍伐破坏了携带疾病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从而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几天之内，新的病原体从人迹罕至的森林开始了它们的旅程，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全球化的庇护下，扩散至全球。

这篇文章的要点可以概括为:热带森林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病毒，但由于资本造成的森林砍伐以及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缺陷，这些病毒已经进入了人类生活的主流。

简而言之，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是造成当前悲剧的根源。它的首要解决办法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毁灭和共产主义计划的成功。这是实现一种珍视人的生命、补偿自然的人性的唯一途径，而这些生命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事实上，古巴和越南都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它们今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帝国主义关系重新纠缠在一起。当中国提高了工资时，全球垄断组织转移到了越南。然而，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些遗迹仍然存在着。

卫生部门仍然主要位于公共部门中。有些组织可以大规模提供志愿服务。这些国家在抗击疫情这一方面得到了这些因素的帮助。人们可以看到，旧社会主义时代的成就也仍然给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带来了好处。与印度其他邦相比，喀拉拉邦的公共卫生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群众斗争得到了保护，它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对抗新冠病毒。而与此同时，大型私营医院却非人道地拒绝接受感冒或发烧的患者。

这将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新冠病毒产生的影响肯定会带来公共卫生保健的复苏。然而，它对资本动态（dynamics of capital）的从属地位将会带来障碍。资本是相当健忘的。对利润的需求很有可能会再次迫使公共部门屈服于私有化。即使保留了公共卫生系统，它也可以作为服务于资本的重要数据来源。这就是在斯普林格协议（Springler deal）*中看到的情况，该协议允许几乎不顾及个人隐私的数据收集。

以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为幌子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成为制药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一手材料。这是一个新的、更危险的私有化阶段。资本将能够在隐藏于公共部门的结构背后的同时获利；绝对间接。莫迪正在推广的健康app也是如此。

仅有公共部门是不够的。它必须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而只有当公共部门成为向一个消除了经济和基础设施中私人和公共之间的鸿沟的社会过渡的一部分时，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才是可能的。如果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复兴这一点，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影子，而是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为一场持续的革命，就必须以共产主义理论的当前高度为指导。

*在当前疫情期间，由印共（马）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与一家美国数据分析公司达成的协议。

Source: https://www.doolnews.com/covid19-social-sources-are-important-murali-ajith-writes789.html